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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歲的任書策決定自殺。他走到自傢東北菜園的屋子裡，準備懸梁自盡。繩帶已經綁到瞭梁上，任書策要把腦袋伸進去，幸好被兩個路過此地的孩子發現，他才得以保全生命。這是1955年1月5日上午，任書策之所以選擇絕路，是因為他感覺無法完成上年度的糧食征購任務，在強大的壓力下遂生輕生之念。自1953年12月開始，全國農村開始進行糧食征購工作，1954年是全面貫徹征購任務的第一個完整年度。在山東聊城，這一政策的執行，引發瞭官民間的矛盾與對立。糧食征購彼時被稱作“計劃收購”，與“計劃供應”結合在一起，形成“統購統銷”政策。政府以此來嚴格控制糧食市場，實行統一管理。與此相關的兩個重要文件，一為中共中央1953年10月10日做出的《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的決議》，二為1953年11月19日，政務院下達的《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》。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所編《中共黨史第二卷》承認，“在收購過程中，國傢與農民的關系一度很緊張……引起社會各階層人們的關註，出現"傢傢談糧食，戶戶要統銷"的局面。”山東聊城是一個樣本，讓我們知曉，這種緊張局面是以什麼樣的形式展現的。從179斤到1179斤任書策是山東聊城地區冠縣三區任菜莊人，勞動農民出身，在新中國成立初的成分劃定中，他被定為中農。因為一貫表現積極，他成為村裡的一個小組長。他傢共14口人（其中8個孩子），擁有53.5畝田地，還有一頭牛、驢與豬。1954年，他將自己傢田地中的39.8畝種瞭糧食作物。但這個積極分子遇到瞭麻煩。在耕種之前，政府對收購多少糧食已經主觀上做瞭估算，確定瞭計劃指標。就任書策而言，他的每畝田地被估算為可產126餘斤。39.8畝田，定產為5051餘斤。按照政府的估算，他交完公糧，再扣除口糧、種子、飼料後，手中應該還有325斤多餘糧。按當時的標準，他必須還要賣給政府179斤糧。任書策是否真的有325斤餘糧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關部門並不相信農民自己報上的產量，征糧將以計劃指標為準。當時基層幹部一個比一個摽著勁兒獻忠心。地方幹部後來又決定給任書策加派800斤的征購任務，後來又以他孩子小（吃得少）為理由再加200斤。也就是，任書策必須將賣給政府的糧食從179斤增加到1179斤—是原來的6.5倍。這是個要命的事情，即便按政府的估算，他也隻有325斤餘糧，其他隻能從口糧、種子、飼料上去挪用—更何況，他的實際產量可能比政府的定產估算還低。這中間有瞭一個博弈的過程，最後，任菜莊村支部、評委會研究同意，給他減少450斤，也就是隻征購729斤—依然是原來的4倍。在村幹部的“動員”下，任書策咬著牙賣瞭310斤—差不多是325斤餘糧的全部瞭。但這樣並無法令權力機構滿意。在任菜莊，並不隻任書策一個人在遭遇這樣的問題。時間進入瞭1955年，預期中的任菜莊1954年征購任務還沒有完成。這對村支部乃至整個冠縣縣委而言，是臉上無光的事。1月5日，他們決定來一次最後通牒。早飯後，村脫產幹部王清波等人帶瞭50多個積極分子，開始向那些沒能按他們要求賣糧的“釘子戶”采取強硬手段，“逐戶上門脅迫清理零尾”。他們喊出瞭“四兩（原文如此）不留一次賣清”的口號，並表示“誰要不賣透就不裝誰的糧食”。氣勢洶洶的征糧隊，還沒來到任書策傢。但緊張的任書策，已經看到自己東鄰一個農戶，僅僅試圖少賣2斤糧，仍然沒能得逞，征糧隊員又用瓢回去取瞭一趟。任書策內心非常掙紮，“就考慮個人實在賣不出，賣不到數又怕不行，自己又是個組長，反正擋不瞭丟人。”他走回自傢，看到自己的兄弟正推著兩口袋糧食往外走—應該是想藏兩袋留作口糧。任書策是個死心眼的人，他阻止瞭自己的弟弟。“你真不給孩子留點吃的瞭？真叫大人孩子拄著棍子去要飯呀！”他的弟弟反詰他。任書策不知如何是好，“感到前後為難無路可走”，一時想不開，就跑去準備上吊。他被救下來之後，自殺未遂的消息就在村裡傳開瞭，影響當然很壞，負面消息也傳到瞭聊城地委耳中。冠縣縣委為此特地做瞭一個檢查報告。官僚主義+強迫命令+……對任書策自殺事件的描述，筆者依據的是冠縣縣委的檢查報告—《關於三區任菜莊因違犯政策強迫命令造成自殺事件（遇救未遂）的報告》。這個單一的信息源，可能隱瞞瞭很多征糧過程中關鍵的細節。但即便從冠縣縣委的檢查報告看，他們也承認“嚴重的強迫命令”是導致任書策自殺的主要原因之一。“由於幹部單純的任務觀點，嚴重的違犯政策，隨意加派任務”“在發動送糧中，既不是由黨內到黨外層層帶動，又不是耐心教育。”“幹部歪曲政策，作風不民主辦事不公道。” 冠縣縣委在報告中提到，任菜莊村幹部任本申給任書策加瞭800斤任務的同時，卻給自己減瞭500斤。官方的檢查報告還稱，發生這一問題的主要原因是：縣、區委領導上存在嚴重的官僚主義，對幹部未能很好的層層打通思想，強調政策任務的一致性不夠，致使基層幹部不能充分發揚民主，走群眾路線，依靠政策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。但在縣、區委的責任分割上，縣委認為主要問題在區委領導作風不深入，“如不立即檢查糾正，是極其危險的”。在“教育”“提高”“民主”“群眾”等一系列關鍵詞之後，縣委要求三區區委“妥善地結束購糧任務”。在向地委的匯報中，冠縣縣委稱，已責成三區區委派遣幹部對任書策進行慰問檢討，並解釋政策，對他的征糧任務進行瞭適當解決—但何為“適當”，最後到底征瞭多少糧，不得而知。村幹部王清波做瞭檢查，也做瞭“適當”處理，據說還向群眾公開檢討，挽回影響。公開檢討的還包括縣委派去該村的紀委會秘書賈金嶺，他還對任菜莊的百姓講解瞭統購統銷的意義和目的。冠縣縣委說，對農村中確實有賣糧過多者，他們會“結合作好統銷予以合理解決”—也就是，多征購的糧食不會退還，隻是到時候會讓你有權利在政府統銷中多買一些而已。這些所謂的善後措施，是否屬實，我們當然可以打個問號。問題的關鍵在於，統購統銷還是要繼續堅持的，而且，統購高指標的制定，並不是村幹部所決定—從村幹部任本申可以私自減少高達500斤征購糧來看，他本人也要承擔遠超實際負擔能力的任務。就冠縣縣委的檢查來看，主要針對的是區、村幹部的“強迫命令”工作作風，換句話說，他們要求區、村幹部既不“強迫命令”，又能完成他們所下達的遠遠高於實際的征購指標—這是一個可以兩者得兼的任務嗎？在對冠縣縣委檢查報告的批復上，聊城地委表示，要經常總結先進經驗，介紹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，克服強迫命令的作風，“以便使黨的方針政策得到正確貫徹。”—問題不在於檢討征購指標，而在於並僅僅在於如何“正確”去貫徹它。“你有餘糧不賣就是帝國主義”事實上，在任書策自殺之前，冠縣縣委曾就統購統銷過程中的“強迫命令”和“違法亂紀”做過檢討。他們解釋原因稱，這是因為征購糧食的任務繁重、時間緊迫，導致幹部出現急躁情緒，“不能認真的以政策發動群眾，出現瞭向餘糧農民謾罵、諷刺、挖苦、威嚇、輪番追問甚至個別的進行扒衣服、捆綁等違法亂紀行為，致使造成群眾思想混亂，而招致瞭群眾不滿，危害瞭黨群關系”。1954年春天，是第一次統購糧食的收尾期，為完成征購任務，基層幹部向農民施加瞭各種恐嚇手段。這一年的春節，很多人沒有過好。2月27日（農歷正月二十五），42歲的冠縣四區張莊鄉韓路村中農李新有，因遭到“幹部輪番追問，謾罵挖苦”，要求“賣餘糧”，他無法忍受，於夜間在傢裡上吊自殺，他妻子察覺後呼人將其搶救過來。上吊之前，李新有已經被四區農業助理楊起法和三個村幹部“輪番動員持續三夜”，村幹部馮鎮武說：“你不賣糧就是混蛋！”楊起法更大聲威脅說：“你有餘糧不賣就是帝國主義，你這東西坑國害民！”李新有尋短見後的第二天，比李新有年長10歲的冠縣二區高莊貧農丹金聚，去縣城參加瞭面食業會議，他感到自己的厚餅生意將無法為繼—他不再有糧食用來做餅銷售瞭。丹金聚傢境貧寒，老婆有病，他是傢庭的頂梁柱，雖然經營厚餅，但仍然欠瞭一屁股的外債。他無法想象此後的日子將如何維持。這天晚上，在城關南街進行小組討論時，他假裝出外小便，在一個牲口槽上吊死瞭。按照官方的說法，這兩起個案，是冠縣22起強迫命令與違法亂紀事件的內容之一。其他事件還包括，13起到“餘糧戶”傢清糧的行為，2起熬鷹（讓農民徹夜不睡覺接受審訊）行為，3起謾罵威嚇行為，以及打人、捆人、變相拘留和扒衣服事件各一起。違紀事件涉及全縣6個區18個鄉20個村，犯錯誤的幹部包括6名縣幹、8名區幹、21名鄉幹和30名村幹部。6名犯錯的縣幹部中，包括政府教育副科長張延鎮，他在二區李村發動統購時，威脅農民趙盤春說：“你不賣餘糧是想叫美國來，是蔣介石的兒子！”還強行扒掉瞭另一農民趙居量的袍子—當時正值冬天。以“美國”“蔣介石”說事兒，所帶給農民的恐懼，必須還原到當時的語境，才能為現在的讀者所理解。這意味著受指控的農民可能會被打成“反革命”，在1954年之前的土改、鎮反、剿匪等一系列運動中，他們看多瞭（有的也親身參與瞭）對“反革命”肉體和精神的肆意凌辱與消滅。幹部們並不相信農民們宣稱的已無餘糧。他們會組織積極分子到這些人傢去搜查。一區南盤鄉主席就曾帶人，將宋洪典傢地上“挖瞭好幾個坑”—他們懷疑有糧食被藏於地下。被認定為傢有餘糧的農民，要被召集進行專門會議，“進行熬鷹”，會議會從晚上一直開到早上。“群眾反映開會和上殺場一樣……開會就藏。”夜半捆人，村外剝衣從聊城各縣的檢查報告看，冠縣統購過程中的違法行為並不突出，甚至遠比其他縣市—如高唐、陶館等縣溫和（當然也有一種可能性是，冠縣的報告隱瞞瞭更多真相）。以高唐縣為例，該縣縣委在1954年3月22日所做的檢查報告中稱，春節過後，是幹部、黨員、積極分子強迫命令和違法亂紀的高峰期。全縣560個村中，有53村發生“嚴重的”強迫命令和違法亂紀事件68起，其中自殺20起（內有自殺未遂8起，死12人）。這些幹部“為瞭急於完成任務，竟不顧黨的影響，群眾死活，非法地采用瞭推、擁、凍、打、捆、吊、摔等惡劣手段向群眾進行追糧逼糧”。一個被提及的例子是，財科科員劉笑敏在高唐縣四區李祥莊催糧時，“與村幹吃喝拉攏，單聽村幹一報不加分析研究”。“群眾李殿章根本沒有餘糧，（劉笑敏）偏聽偏信，盲目追逼，該人不承認，劉竟分（吩）咐村幹積極分子二十餘人將李殿章、李天順二人半夜捆起，用紮包蒙上眼睛，弄到村外窯上，將衣服全部脫光凍死兩次，仍在追糧逼糧。該人因無糧可賣亦未承認，至天將明才放其回傢。”四區組織委員儲文堂，並不比劉笑敏更加手下留情。他在蔣官屯鄉發動黨團員、積極分子鬥爭“餘糧群眾”，將村民劉明堂、薛丙恒“弄到板凳上踢倒摔暈，並不加制止”。第二天晚上，他們繼續鬥爭劉明堂之子及劉延興等三人。鬥爭的殘酷性並未詳細描述，但從旁觀群眾李延清“恐懼被鬥投井自殺”，可知其並非常人所能忍受。除瞭毆打，還有各種形式的侮辱。高唐縣三區嚴莊支書王子友，在開會鬥爭所謂的“餘糧戶”時，曾發動積極分子向高得福等三人臉上抹鼻涕，吐吐沫。韓莊鄉曾先後推、擁、凍26人之多，其中區中徐傳木因病沒去開會，馮下令將徐弄到會場，在很冷的露天下扒衣摘帽推、擁很久，也沒鬥出糧食，致該人病重不能起床。同時也造成該鄉曹莊曹宗昌的恐懼自殺。除瞭有人自殺之外，該鄉群眾普遍生產情緒低落，早晨不起大門不開，不事生產，群眾一致反映：“過去起五更睡半夜，省吃儉用有瞭餘糧成瞭被鬥戶，還不如懶漢二流子呢！勞動光榮，就是這樣光榮嗎？”即便下地幹活的也是去睡。甚至有的群眾將賣糧款不去投資生產，而揮霍浪費瞭。“好心辦錯事”？鑒於幹部暴力征糧的普遍性，高唐縣委曾於3月1日指示各區停止糧食動員工作。“但有的區幹部思想不通，認為將動員上去，停止影響運動。有的報告說停止，實際不停止。四區又連續瞭數天，有的鄉直至六號才停止，造成瞭嚴重自殺事件。”之所以各區幹部對停止糧食動員不買賬，應和高唐縣委自相矛盾的表態有關。停止糧食動員後，各區幹部如何完成縣委制定的統購任務？寧左勿右在此前幾年，已經被證明即便逼死人命（如土改中）也是“好心辦錯事”，一般不會受處分。包括1954年春天統購過程中出現問題的冠縣，也隻是“對犯有命令主義、違法犯紀錯誤的幹部進行適當的批評，對歷史上屢犯命令主義錯誤的幹部，除進行適當處理外，並抽調到機關工作。在幹部中認真觀察耐心教育提高群眾社會主義覺悟，堅決執行三位一體的方針……”“適當的批評”而已，即便是屢犯命令主義錯誤者，也隻是離開征糧第一線，“抽調到機關工作”。而說到底，是群眾的“社會主義覺悟”有待提高，隻是幹部應改變自己的工作作風罷瞭。冠縣縣委承認，此前“在領導思想上對犯有一般命令主義的幹部有遷就情緒，怕打擊瞭幹部的積極性，造成幹部工作小膽，對運動不利”。而從對暴力征糧的幹部處理看，這種“遷就情緒”顯然仍在延續。正是因為這種“遷就情緒”由來已久，讓基層幹部懂得縣委的某些“防止左”的決策隻是虛應故事而已。所以在高唐縣，雖然宣佈瞭停止征糧運動，並以區為單位召開區、鄉幹部會，對“犯錯誤”幹部們進行瞭批評，但“因對強迫命令的錯誤批判不夠，違（危）害認識不足，對犯錯誤的幹部處理不及時，仍有的幹部留戀不強迫命令買不到糧食的錯誤認識，致使於3月13日有的鄉又發生嚴重的強迫命令，違法亂紀，造成死人事件”。這下，該嚴肅處理瞭吧？高唐縣委稱，68起“嚴重”的事件中，涉及“犯錯誤”的幹部共62人（其中區級幹部20人，一般幹部8人，鄉幹部14人，村幹部20人），他們最後給出的處理結果是：法辦2人（區級幹部、一般幹部各一人），黨紀處分6人（區級幹部2人，鄉級幹部4人），反省檢查者5人。12條人命，僅此而已。高唐縣委在檢查報告中承認，發生嚴重的自殺事件，與縣委的領導是分不開的，責任實屬重大。除瞭檢討自身對分局、地委所指示的統購統銷方針“領會不足貫徹不力”及“縣委領導思想上存有急躁情緒”外，他們還提到，面食業會議對農村的影響—在這次會議上，有兩個區“發生推、擁鬥爭偏向”，導致有的幹部認為“縣裡還這樣搞哩，我們為什麼不這樣辦呢！”各區之間也進行相互影響，“如四區三十裡鋪鄉（是該區的重點）發生嚴重的強迫命令後，在區召開工作組長會時，這種錯誤的作法很快的傳出去。因此該區的強迫命令較為普遍。另外，區與區、鄉與鄉彼此空喊，以致造成嚴重強迫命令與違法違紀不斷蔓延發生。”所謂“上行下效”，若認真追究起來，這裡的“上”顯然不隻是到高唐縣委而已。此前農村因階級鬥爭需要而制造的人際矛盾，也在統購統銷運動中發揮瞭負面作用。高唐縣委稱其為“有的壞分子欺上壓下，挑唆捏造，施行報復，陷害群眾”。一個例子是，四區蔣官屯鄉於小莊村，女黨員李桂榮與於士義有矛盾，“在這次購糧工作中，李硬說於士義存麥子一千斤，咱們的幹部也不深入調查研究，偏聽偏信，該人因無糧可賣不承認，即將其弄至外村鬥爭瞭一陣也無結果。”上文提到的四區組織委員儲文堂動員積極分子，將村民劉明堂、薛丙恒“弄到板凳上踢倒摔暈”這件事，背後也有村民的報復因素。“該鄉黨員劉明清與劉明堂去年秋後都在城裡做瓦工，來時劉明清之母囑托劉明堂將工資不要交給他（因劉明清好花錢），做工時該人借錢未遂，因此懷恨在心，在統購統銷時，他借機報復。在劉明堂賣餘糧400斤之後，他還說劉明堂有麥子400斤，曾連續鬥爭三次該人未承認（確系沒有），其中一次叫劉明堂站在板凳上，積極分子將板凳踢倒，將劉摔暈。”—僅僅因為遵從其母親的囑托不將工資交他本人，何以遭受如此殘酷的報復？當時的基層政權吸納瞭很多這樣的鬥爭狂熱分子入黨。在高唐縣委因這些惡性事件受到上級追查時，他們開始善後措施。在向地委的匯報中，他們宣稱進行瞭慰問、救濟和撫恤，對受創成疾者予以公費治療，召開瞭群眾會，承認錯誤，並道歉檢討。此外，還有對違紀者的處分。在官方的文件表述中，農民們仍然擁護著政府。群眾普遍反映：“毛主席的政策好，叫他們（指幹部）辦瞎瞭！”“過去賣的受氣糧，現在賣的光榮糧。”據說在四區裡長屯村，群眾張志國說：“這一開會我心裡可痛快瞭，比吃付藥還強，我不害怕瞭，別看我賣糧1400斤，我計算一下再賣幾百斤”，會後當天過午他還領導組員下地送房土進行生產。大傢都表示瞭對政策的擁護。“過去幾天不吃飯的現在也痛快瞭”。一個叫王萬胡的村民說：“以前我沒糧，非叫我賣糧不行，可把我嚇壞瞭，今天縣長這一講，心裡的半頭磚才算抽出來，過去不覺餓，現在也餓瞭。”在統購的暴力氛圍中，已連續幾天無食欲吃飯的農民，真的在有關部門的自我糾偏中，又重新開始感恩戴德？在官方文本之外，那些曾經信訪並在“新三反”運動（反對官僚主義、反對命令主義、反對違法亂紀）中進行控訴的農民，內心的真實態度究竟為何？他們對統供統銷政策本身，又是如何理解？更關鍵的問題是，有關部門真的從此在統購統銷中改變瞭這種暴戾的工作風格嗎？事實上，在1954年乃至其後數年，冠縣乃至聊城地區就一直試圖在“強迫命令”征糧與鼓動群眾揭發基層幹部之間，尋求平衡點。但他們沒有做到。
新聞來源http://news.hexun.com/20二胎房貸貸款全省皆可處理13-12-14/160583680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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